男女平等的确定。确定男女平等，“为民法一贯之精神”，在亲属法中，男女平等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第一次草案认为妻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此编被否定了；以往法律中，离婚条件，男宽女严，此编予以否定；历次民法草案中，亲权行使，均以父为先，只有父不能行使权力时，才由母亲行使，此编则以共同行使为原则；历次草案中，在一定制度内，仍承认夫权的存在，在此编中，没有夫权的明文规定。无论是否出嫁的女子，对于父母的遗产，都有继承权，此外，各种亲属以与被继承人亲等的远近划分，不以性别而有所区别。妾的问题，在民法中没有涉及，虽然事实上还存在，但法律上已不予承认。

　　嫡子、庶子、嗣子及私生子等名义的废除。宗亲体系完整、父家长地位的尊隆、夫权之于妻权的优势、财产继承权的顺位、嫡长继承的延续、姓氏制度的维系等，均为传统中国宗族制度维系的纲缆，民国民法《亲属编》、《继承编》的创制和颁布，对上述诸多制度的破坏，基本动摇了宗族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家族本位”被“家本位”所取代，家长的含义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家长有所区别，其职能也不同于旧律。

　　“家”的重新定义。《亲属法》第六章“家”第1122条至1128条作了系统规定：家是指以永久同居生活为目的而同居的亲属团体；家设家长；家长由亲属团体推定，没有推定的，以家中最尊辈者为之，尊卑相同者，以年长者为之，最尊或最长者不能或不愿管理家务时，由其指定家属一人代理；家长的职能是管理家务，但家长得以家务的一部分委托家属管理；家长管理家务，应注意所有家属的利益。家长的权力与义务，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义务不同，只有家长形式的存在，才依稀可见传统家长的特征。为了限制家长权力，《亲属法》特设“亲属会议”一章，对亲属会议的组成及其职能作了明确规定（见第七章“亲属会议”第1129条至1137条），5人组成，非有3人以上开会，非过半数者同意，不得做出决议。亲属会议成员的组成，包括：直系血亲尊亲属，三亲等内旁系血亲尊亲属，四亲等内之同辈血亲。家属对亲属会议决议不服的，3个月内，可以向法院提起申诉。即便是家长，还受亲属会议的限制。亲属会议具有一定“宗亲会”特征，但无论是范围，还是职权，都与以往家长、族长或依祠堂为集合地的宗亲会的职权不同。

　　亲属独立的奖励。在抚养义务方面，依次分三等：直系血亲相互间；夫妻一方与他方之父母同居者相互间；兄弟姐妹相互间；家长家属相互间。但是规定如果担负抚养义务的，因负担抚养而至不能维持生活的时候，抚养的义务即可免除，这在奖励亲属互助之中，“实寓有个人经济独立的意思”。[20]

　　民国法律，意图在现代法律规则与传统社会实际之间找到平衡，难免保留传统父（夫）家长制一些残余，与现代法律精神相背离。如民法总则上规定了夫妻权利的平等性，但在法院的解释判决及刑法上，仍有男女不平等规定的体现。如妻子和别人正在通奸时，被丈夫发现，丈夫用石头打击，致奸夫受伤，这样的情形下，大理院判例曾解释道：“当时既为防卫其夫权起见，纵有伤害之认识，自不能认为超过必要程度。”就是说，当夫权正在受到侵害时，丈夫对于其伤害别人的行为，不管认识与否，都不存在防卫过当问题，不能因为奸夫受伤，而处丈夫以伤害罪（大理院1916年上字第51号判例）。这与传统法律如《大清律例》中，有关本夫于奸所现场，当场殴伤、打死奸夫，可以免于或减轻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无本质区别。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理上极力倡导男女平等，但夫权的优越，在法律上仍有体现。其实，在民法颁布前，夫妻在刑法上的不平等地位，就已引起关注。如1928年3月10日颁布、7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中，相关夫妻地位的规定，就引起过激烈争议。

　　《中华民国刑法》第256条规定：“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结婚女子，只要与别人发生婚外性行为，就要作刑事处罚。此类规定在部分智性女性中曾引起强烈不满。认为，在刑法创制颁布过程中，没有一位女性参与其事，导致男性立法者因主观偏见，而忽视男女平等的纲领，警告说：“如不急加修正，将使误会者并当局主张男女平等之盛意而亦误会之，其有关党国前途者实大。”提出，刑法在相关方面要进行修正，如：变更从来为男性而设之刑法，使其为人类而设之刑法；变更从来男性中心社会之宗法，使其为男女平等社会之亲等法；分别男女全体血亲之远近，使其为善种之预备；付予女性以其夫与人通奸之告诉权，使其为废娼、废妾之明文；加重男性以其妻怀胎及产后期间之夫负担责任，使其为母性之保护……[21]对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中，女性地位的争辩，无疑对日后诞生的《中华民国民法》相关维护女权的规定有一定影响。另外，有人提出，最高法院第110号解释规定：凡是把有夫之妇诱拐离其丈夫，诱拐罪即告成立，这主要是就丈夫权利而言的，没有相应的对于妇权的同等保护。如丈夫正与人行奸，妻子是否可以行使与夫同等防卫权；有妻之夫与人通奸，妻可否行使告诉权，夫是否处以与“有夫之妻”的同等罪责；将有妇之夫诱离其妻，是否因侵害妻权而处当事人以诱拐罪“……？[22]

　　女性为了进一步争取与男性在刑法上的平等地位，至1935年修订刑法时，还有妇女到总统府门前示威。在“新刑法”中，终于将此项罪名改为“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第十七章“妨碍婚姻及家庭罪”第239条）只要是配偶，不管夫妻，一方发生此等行为，即构成妨害婚姻及家庭罪。该项规定，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夫妻在婚外性行为上告诉权的不平等局面，打破了男性婚外性权利的垄断地位，动摇了父（夫）家长制地位，在女权解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实现，将于吾国法制史上画一新纪元，影响所及，自非浅鲜。”[23]

　　四、司法实践层面的家族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