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代两河流域法律之大成的汉穆腊比法典是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巴比伦法律文献。它可以说是两河流域法律制度的代表作。用典雅的古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在黑闪长岩石碑上。碑上部浮雕表现主管司法的太阳神沙马什授汉穆腊比以法律的情景。两河流域在婚姻继承、妇女地位、公民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法律思想在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中都有详尽的阐述。与早期法典的诡辩式的行文格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确定性的法律条文。法典分3部分：前言、正文和后记。正文部分为具体法律条文，约200个案例，大体上分为3方面。第一条至第41条法律条文属于刑法范畴；第一条至第25条是关于诬陷、伪证、法官枉法、偷盗、绑架、释放、藏匿、夺取公私奴隶、抢劫和国家赔偿、趁火打劫，刑罚多是死刑。第26条至第42条关于国家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兵役法，属宪法和刑法范畴：耕种公田而拒服兵役的公民和营私舞弊的军官处以死刑；第43条至282条多属于民法范畴，几乎都无遗漏地涉及到古代巴比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租赁田地、果园的劳务、经济纠纷、实物租凭、商贸利润、托送、人质、债务、寄存保管、婚姻、继承、收养、人身伤害、医生和理发行业收费和赔偿、房屋、船建筑、牛和船租赁、委托放牧、雇工和工匠工资，奴隶买卖纠纷等等。对同一类型案件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处理体现了法典对待案例的精细精神。例如法典在涉及雇主把地交给园丁栽成果园时（汉穆腊比法典第60，61，62，63条）给出四种案例：

       这四条讲的仅是雇劳力栽果园一个方面，除此还有把自己的果园交给别人去进行管理（法典第64，65条）的情况，而这两者又与普通田地雇佣耕夫（法典第43条到第48条），收割（法典第268条到第272条）等一起被归纳到雇佣工资法的范畴之内。农业的雇佣又与商业雇佣、手工匠师的雇佣、牧业和牲畜雇佣等雇佣的案例安排成一个大系统。

如对父母财产继承各种情况，法典（第165条至第170条）的不同处分是：

       在关于继承的表述中，法典还规定如果一个人把田园、房屋或财产送给了他的妻子并为她立了契约，那么在她丈夫死后她的孩子不得向她索取财产。母亲可把她的遗产留给她所心爱的孩子，但不可以赠给她自己的兄弟（第150条）。此外还有关于奴隶和祭司的特殊继承问题。在法典的后记中汉穆腊比自信地讲：“我的话是仔细选择的。让吃官司受了冤枉的人来到我公正之王像前，让他读我的碑文，让他倾听我的宝贵的话，这样我的石碑将会给他答案，他会放心地找到他的官司的答案。”法典条文涉及面之广，规定之细，即使在现在也令人赞叹。法典提到王、祭司、军官、士兵、商人、阿维鲁（自由人）、穆什基努王室依附民（半自由人）、奴隶等不同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还有雇主、雇工、放贷人、理发师、建筑工、医生等等。从法典用不同的标准能对待巴比伦社会中不同的阶级的人的观念，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到两河流域奴隶社会中的三个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法典第215条到217条规定：

1．如果医生用青铜刀为自由人的伤口作手术，救了人命，或是用青铜刀在自由人的太阳穴上开刀，而挽救了人的眼睛，那么他应得10舍客勒银子报酬；

2。如果（那人是）穆什基努王室依附民，那么他应得5舍客勒银子；

3．如果（那人是）人的奴隶，那么奴隶主应给医生两舍客勒银子。

法典第196条至第199条规定：

       女祭司群体是古巴比伦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她们的名目、等级繁多：恩图最高祭司、纳迪图、塞克雷图、卡迪什图、淑吉图妇女等等。根据法典，侍奉的主神马尔杜克的纳迪图女祭司和王宫侍女的的社会地位要高于普通女祭司和淑吉图妇女。

       在汉穆腊比法典的前言和后记中，汉穆腊比都两次强调他的法律要“使强不能凌弱”。古代两河流域王权和法典的中心思想是保护城邦中的贫弱公民、孤老寡幼以保证城邦平民阶级对国家的效忠。许多苏美尔国王的铭文都提到他“使强不凌弱”。法律解除人民困苦、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和国家必须缓和内部阶级矛盾的思想在从乌尔那穆法典到汉穆腊比的各个法典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公正”的法律保护弱小者的主题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法典的条文之中。如法典第28－29条：如果重装士兵或轻装士兵从王的要塞中被俘虏了，而他的儿子能服他的役，那么田园应交给儿子，他应该服他父亲的兵役。如果他儿子年幼，不能服他父亲的兵役，那么三分之一的田园应交给他母亲，以便他母亲把他带大。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身负债务而暴风雨又冲毁了他的田，或是由于缺水田没有长出大麦，那么那一年他可不向他的债主交粮，他可修改他的借贷契约，不付那一年的利息。法典第133－134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被俘，只要他家里有吃的，他妻子在她丈夫被俘期间应始终保守她的贞洁，不得改嫁；如果他家里没有吃的，他妻子可以改嫁，那改嫁女人没有罪。更明显的是法典第191条的规定：“如果一个收养了养子的人成了家，以后（自己）得了孩子，便决定革出养子，那儿子不应空手离开：他的养父应从他的财产中给他继承份额的三分之一，然后他可离去。

       以文字契约作判案证据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的又一大特点。古巴比伦人的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楔文契约存在，它作为证据防止反悔和欺骗的法律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经常把契约作为判案唯一的证据：如果一个人接受或保管了东西却既无证人又无文约，那他就是个贼，他将面临被处死的危险；如果商人为（收）利息而贷出大麦或银子，但既无证人又无文约，那么他将白白丧失他贷出的一切；如果一个人娶妻而没有立文约，那么那女人还不是个妻子；如果一个寡妇的孩子还小，她就决定改嫁，那么经允许后，法官应调查她前夫家里的情况，并把她前夫的家委托她丈夫与该女人，给他们立下泥板（文约）。他们将经管家产，养育幼儿，他们不得将动产买钱；如果一个女祭司，例如恩图的父亲给了她嫁妆，给她写了文书，在给她写的泥板上写明了她把她的遗物交给任何她所喜欢的人（的权利），让她随意支配。那么父亲死后，她可以把她的遗物交给任何他喜欢的人，而不是必须给他的兄弟；如果一个人雇另一个人照看田地，把种子饲料预支给他，把牛交给他，与他定下文约耕种土地，如果那人被抓到偷窃种子或饲料，应砍掉他的手；如果别人把牛群，羊群交给他放牧的牧人已经收到了他的全部佣金，已表示满意，却使牛的数目减少，羊的数目减少，降低生殖率，那么他应根据他的合同交出增殖数额及（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