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国、埃及可称古代世界最早兴起的三大文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哺育了这一地区许多农业村落。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开始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的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文明历史的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随后，苏美尔人消融于塞姆人之中。塞姆语的汉穆腊比王朝把位于两河之间最窄处的巴比伦城变为两河流域南方的中心，发展成为巴比伦帝国；而沙姆西阿达德把底格里斯河岸上的阿淑尔城发展成为两河流域北部的中心，首创亚述帝国。两河流域文明因此以巴比伦——亚述楔形文字文明（现代人文学科亚述学由此得名）而闻名于世。

一、西方的考古发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译揭示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奥秘

       两河流域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死了”的文明。就是说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的伊斯兰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他们只能把偶尔发现的古代碑铭文字当作神奇物品。当时的世界从《旧约圣经》和几位古典作家的书中听到过很少的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记载，其中许多是神奇的传说，真伪难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两河流域古代城市和传说的古典作家，他对巴比伦的记载是不太准确的。在他之后的色诺芬于公元前401年率领万余希腊雇佣军经过尼尼微废墟时已不知道这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400年后，斯特里波提到巴比伦城已完全放弃。公元299年，罗马皇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了两河流域，见到了巴比伦的废墟。此时，两河流域文明的灵魂——“楔形文字”在近东地区完全被希腊文和阿拉美亚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无人能读写了。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废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也用土垫高夯实。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和其它灾害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泥墙和原来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很多。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百年或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城市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变迁，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的城市废墟和它们的名字和历史了。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这些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苍海桑田、百般奥秘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二个旅行学者对其邻近两河流域的这些独寂的土丘发生过兴趣。最早的一个是西斑牙的犹太教士、图戴拉城的本杰明。他在书中提到，当他于1160-1173年在近东旅行时，曾看到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丘在摩苏尔城的对面。17世纪以来，欧洲旅行家开始对一些土丘产生了兴趣。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 (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的游记。他不但认出了希拉镇60公里的巴比伦遗址，而且把他在巴比伦和乌尔丘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了欧洲。当然，世上无人能识这种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年)。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以及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 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年)、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 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的)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的亨瑞·克来斯维克·罗林森(Rawlinson)。1835－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活动。

       大规模的发掘是于1842年由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Botta)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开始的，他的发现哄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亚述人的城市(萨尔贡堡)、宏伟王宫、数对巨形人面狮身石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它古物。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在尼木如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城) 废丘和尼尼微遗址发掘出了另两个亚述首都的深藏地下的宫殿(1846年)，获得了同样的价值连城的丰富收获。1849－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亚述王大量的泥板文书。1877年，两河流域南方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罗(Telloh)丘得到了几个古代石像；随后他的连续发掘使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1897-1912年，雅克·德莫尔根（Jacques de Morgen）带领的法国考古队在两河流域邻接的波斯境内发掘了古苏萨城的遗址，也发现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汉穆腊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书以及埃兰语楔形文字文献。

       1843年以来，法英两国人在两河流域30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艺术品和文献。于是像古典传说的大西洋城一样神秘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突然被世界认识到是一个和中国、希腊、埃及一样是个曾经繁荣兴旺的伟大文明。它的突然毁灭导致它被世界遗忘了约2000年，它的重新发现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探险家和探宝者。他们在两河流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等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铭和泥板文书)。这种功利性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英、法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