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朗的楔形文字铭文被带到欧洲后，许多学者试图读懂这一神秘文字。1778年，丹麦的卡斯腾·尼布尔认出他在波斯波里斯几组简短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后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最简单；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的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 猜想三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而铭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衔。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衔句式去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结果获得了成功。构成三个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儿子”等词的楔形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值被解读出来了，从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在11个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学者们掌握了。然而，由于这些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古波斯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学术界不能利用这些信息含量极少的三文对照王衔去释读另外两种非波斯语的、用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楔文符号写成的铭文和大批的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文书。

       格罗特芬德发现波斯语楔形文字破译方法33年后的1835年，英国军官亨瑞·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的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年仅25岁的罗林森不但是一个古典语言、历史学者，而且还正在学习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刚到近东，对古代未知楔形文字感兴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罗持芬德的工作情况下，释读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个波斯楔文写的一个波斯王的名字。随后他走访了伊朗西札格罗斯山中的贝希斯敦小镇附近的一处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铭。岩刻所在处比小镇高520米，而且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处是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读者无法靠近铭文临摹。由于这一个岩刻铭文长达数百行而且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铭一样是也是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写成的内容一样的三组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从1835年到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铭的复本。他作的这项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危险的，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面，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运动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开始临摹铭文。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用绳子捆好自己，吊悬在空中。就这样，他历尽艰难在1835－1837年期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的40多个的音节符号。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的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有时，他不得不雇用一个本地攀山男孩帮忙。男孩小心地爬过光滑岩刻平面到达铭文区的上面，然后把随身带的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悬在空中，按下面的罗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纸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铭文。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的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二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苻又是表音苻。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阿拉伯语同属于塞姆语系。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

       在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这里的图书馆中开辟了破译这些神秘文字的另一新战场。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了紧张但无尘烟的战场。法国在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种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在早期的国际亚述学的先驱者们当中，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还有英属爱尔兰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1857年，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的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的已基本上被欧洲学术界读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结论，把一篇无人研究过的楔形铭文分寄给四位亚述学者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读和翻译它。五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后，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是属于一个住在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在寒姆人兴起之前住在两河流域南部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和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文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的语言的发现曾经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亚述学者的坚决反驳。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泰罗丘)，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而灭亡了的文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和许多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各国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的时代的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它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