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被迫安葬死者

　　王廷金认为，“认罪悔罪态度好”是不可接受的理由。“任何一个罪犯，要判他死刑了，为了活命，他的认罪态度肯定会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是重要一条。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廷金说，李家所谓的“积极赔偿”其实不存在。李昌奎作案后，王家曾多次要求李家就善后事宜进行赔偿，但李家拒不理会；直到5月18日，经乡村干部多次做工作，李家仍然以各种借口拒绝承担死者的安葬费用。后经茂租乡调解，要求李昌奎家属拿出5万元安葬受害人，但李昌奎家仍不肯拿出钱来给他们。“他们当时的态度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王廷金说。

　　当时负责调解的工作人员也证实，王廷金所言非虚，“最后以鹦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责令李家处理部分财产作为死者的安葬费，李家因此公开变卖钢筋、水泥、砖、羊等财产，合计人民币21838.5元，并由调解委员会转交到王家手中。”该案的另一位证人陈礼朝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一审法官张雪峰告诉记者：“李家在积极赔偿方面做得显然不够，一审时，我们也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庭外和解，但双方没有谈拢。”另外，一审时，李昌奎被判需另外赔偿受害人亲属死亡赔偿金损失3万元，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也维持这一民事赔偿金额。可是，王廷金表示：“这笔钱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

　　王家人称不清楚

　　云南省高院的判决引起部分网友的不满，有网友爆料李家有钱有势，在“百度百科”中，主审此案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被人贴上了这样的标签——“非法收受李昌奎家属人民币12.47万元、6箱茅台酒、6条高级香烟等物质，为李昌奎改判死缓。目前此案正不了了之……”

　　王廷金反映，李昌奎的父亲李顺祥经常在村民中间吹嘘，家里有钱，但因为李顺祥的三个儿子都长期在外打工，具体他家有多少钱、李昌奎家是否有“很厉害”的亲戚，他都不清楚。

　　该案证人陈礼朝称：“我是李昌奎的舅舅，他家穷得很，三个儿子时而打工，时而务农，没有什么钱。”放牛坪社的现任社长周社长说：“李家并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一审法官张雪峰也否认了李昌奎家有钱有势的说法，“他根本没钱，连回来的200元路费都是向西昌老板借的”，一审时王家曾要求李昌奎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金合计38万余元，但考虑到李昌奎的实际支付能力，法院也不可能强迫，“我也劝过原告，人是死定了，你们也不可能要求得太高。”

　　是否恋爱？

　　死无对证不好说

　　李昌奎行凶，他所供述的感情纠纷成为主要犯罪动机。目前唯一肯定的事实是，2007年李昌奎家曾向王家提亲，却遭到了王家的拒绝。拒绝这门亲事的理由，王廷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李昌奎的母亲和王家飞的母亲是堂兄妹，两家联姻属于近亲结婚；另外，王家觉得李家人性格都暴躁易怒，不敢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

　　一审法官张雪峰表示：“李昌奎所说的处理感情纠纷完全是他一人之辞，现在王家飞已死，死无对证，他们两人有没有谈过恋爱，实在不好说。”

　　是否自首？

　　一审法官称有被迫因素

　　李昌奎自首也是从轻判决理由的一条。事实上，昭通中院也肯定了李昌奎具有自首情节。

　　但王家人认为，李的自首是一种被动的自首行为。“公安已经沿途层层设卡，李昌奎根本无路可逃，李昌奎四处借钱、四处讨饭、寸步难行、穷途末路，实在没有机会再逃生，这才投案的。”陈礼朝和放牛坪社周社长也认可了王家的说法。

　　一审法官张雪峰认为，李昌奎确实有自首情节，但自首有被迫的因素。同时认定李昌奎的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意极大，虽然自首，不足以从轻处罚。

CFP供图

　　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传统观念中“杀人必须偿命”的死刑观念。

　　免死触动了谁的神经？

　　本案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又将其年仅3岁的弟弟残忍摔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行严重，没有任何人会同情和容忍。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和法官违法之情形下，争议的焦点乃在量刑上。二审云南省高院缘何改判？所给出的理由是，有自首情节、属于邻里纠纷引发，符合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

　　可民众不买账，一片喊杀，认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两种对立的意见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差异、理解不同，它显现出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发生了断裂。

　　“杀”，似乎是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符合传统、符合民意，大快人心。而“不杀”，民间也绝不可任意抹黑司法、妖魔法院、丑化法官。

　　面对“杀”与“不杀”，李昌奎案引发的讨论，具有标本性意义，在当代的法治史上，注定会被反复提及。

　　法官不能做墙头草

　　“生死两重天”，二审法院留下李昌奎的活命，并不代表李昌奎不该杀。如果真杀了，倒也干脆，顺应民意、大快人心。但纵观二审，云南省高院没有任何程序和实体上的瑕疵或错误。如果因为舆论的反对，轻易、草率地说改就改、想变就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需要慎重对待。

    当然，有错必纠。法院不能只顾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到底，但如果是迫于民意和外在的压力，说改就改，何谈司法独立？法律权威？“杀”或“不杀”，表面上似乎只要法院迎合民意妥协一下，就可有台阶下，就皆大欢喜。大家都期待司法独立，反对“舆论杀人”，那怎能把自己扮演成正义的法官，任由激愤的情感替代理性，报复的冲动替代中立的审判，杀人的快感替代综合考量？李昌奎一案的处理，不仅是个利弊选择的问题，还需要回归到依法解决的路子上。

　　用舆论的方式来判定一个人的生死，是人治赤裸裸的重现。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更应期待法官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中国法治不能这样折腾，法院的判决如果没有证据和事实方面的错误，就不容许随意“翻烧饼”。

　　健康司法培育健康民意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布南先生的一个观点，足以令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法治国家，从来不主张法官根据群众意见或社会的普遍呼声去裁判。如果把群众意见或社会观念作为参照物，法院就会根据同情或义愤，根据政府当时的政策及流行的政治观念，或者专栏作家溃漫、武断的看法修正其判决。如果这样，他们就不能维护法治。在我们的法院，判决是否具有群众性并不是判断法官是否真正履行司法职责的准则。必要的时候，法治必须抵抗公众意见的力量，抵抗对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的人的力量。（载自《南方周末》,原文有删改）

    记者手记

　　采访药李两案背后

　　作为曾采访药家鑫案的记者，在采访这起被称为“赛家鑫”的李昌奎案件时，我深深感受到两起案件的相似之处：一、案发后罪犯家属在赔偿问题上表现不积极；二、受害者家属一再强调判凶手以死刑；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的判决让人产生疑问；四、媒体和网络介入使案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也许，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药家鑫是一位在读大学生，李昌奎案的罪犯与受害者都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

　　如今，这两起案件所引申的诸多问题都值得思考。

　　首先，对于死刑，是否通过道歉特别是赔偿可免除？在采访药案时，死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说，若案发之初药的父母在赔礼道歉和民事赔偿上表现积极，他或许会饶恕药家鑫的性命。但事实是在受害者家属的屡次催促要求见面协商民事赔偿的情况下，药的父母却表现冷漠。

　　直到事发后近4个月收到法院传票，才临时请求与受害者家属见面、提出赔偿。“我当时也想放他娃一条生路，但他父母的行为无法饶恕。”

　　反之，在杭州“70码飙车案”中，正是罪犯家属积极的态度、高额的赔偿赢得了死者家属的谅解，罪犯最后仅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并得到轻判。在一起命案中，是否积极赔偿就能保住罪犯的性命？是否判死刑后，受害者家属就拿不到死亡赔偿金？这显然是值得深思。

　　其次，药、李两起案件中，法院的举动是关注焦点。在药案中，西安中院的调查问卷、学生旁听均遭到网友的指责；李案中，云南省高院二审时不请受害者家属到庭，不通知受害者家属结果，授人以柄。法院审判程序公开透明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药、李两起案件的审判均受到了公众舆论的一定影响。但司法的公正性首先在于其独立性，如何保证司法独立，更需耐心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