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论证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的存在，笔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以上海、江苏、广东、山东、安徽、江苏、陕西、山西等省市的各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为调查对象进行的书面问卷调查。⑻本研究被调查分析的对象为刑庭法官。由于研究的重点是各类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对定罪量刑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在调查之前，问卷设计只是针对若干主要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和法院的级别等变量进行(其中高级法院4个、中级法院6个，基层法院10个)。

　　(一)样本及问卷

　　本研究发放《问卷调查表》115份，回收102份，为了便于计算，随机去掉2份，最后用于分析的样本为100份。其中，高级人民法院18份，中级人民法院30份，基层人民法院52份。

　　按照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的理论框架，本研究的问卷分为7个部分：(1)受试法官的个人资料。包括所处法院级别、所处区域、年龄、性别、学历、婚姻、家庭背景、家庭经济状况、性格等方面。(2)被告方与被害方因素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包括被告方和被害方的社会地位，被告人的相貌、民族、年龄、性别、学历、职业、财产状况、居住状况、国籍，被害人的个人情况等。(3)案件干预(反对)者与支持者因素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包括7个问题：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可能考虑到的意见有哪些?如何看待律师的辩护意见?如何看待证人证言?如何看待法学专家意见?如何看待知名人士(法学专家之外的知名人士)意见?如何看待民愤?如何看待领导的批示?(4)媒体因素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包括受试法官在定罪量刑过程中会考虑哪些类型的媒体，媒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若干引起媒体强烈关注的刑事案件进行评价。(5)情感因素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主要是关于情绪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情绪的因素等问题。(6)文化因素对刑庭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包括如何看待人情面子因素，院长、庭长意见，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犯罪人权利之间关系，为民除害、“大义灭亲”刑事案件，重刑倾向，以及死刑问题等。(7)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主要就“公交车售票员掐死清华大学教授女儿案”进行定罪量刑结果选择，并选择此案处理过程中所考虑到的案件社会结构因素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1.被告方与被害方因素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研究发现，有54%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方与被害方因素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包括非常有影响、一般地影响和可能影响)。其中，被告方和被害方的社会地位、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因素对定罪量刑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分别达到55%(其中，非常有影响的占2%;一般地影响的占14%;可能影响的占39%)和60%(其中，非常有影响的占2%;一般地影响的占18%;可能影响的占40%)。

　　具体来说，情况如下：第一，有55%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方和被害方的社会地位对定罪量刑会带来影响(认为非常有影响的占2%;一般地影响的占14%;可能影响的占39%)。从问卷情况看，认为被告方和被害方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定罪量刑结果，其原因主要有：社会地位不同，案外压力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社会危害性不同等。第二，有35%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相貌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认为一般地影响的占10%;可能影响的占25%)。认为被告人的相貌会影响定罪量刑结果，其原因主要有：相貌情况能够决定是否再犯;相貌丑美会影响法官情绪;感觉相貌与人品有一定关系等。第三，有69%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影响定罪量刑结果(认为非常有影响的占2%;一般地影响的占18%;可能影响的占40%)。认为被害人的个人情况会影响定罪量刑结果，其原因主要有：每个人都有同情心理;社会舆论考虑;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决定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被害人一方的因素通常在量刑时加以考虑，因为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需要平衡社会影响等。

　　另外，有25%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民族会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有44%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年龄会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有49%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性别会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有26%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学历会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有54%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会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有47%的受试法官认为被告人的国籍会对定罪量刑带来影响。

　　2.案件干预(反对)者与支持者因素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影响。研究表明，受试法官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都考虑到了案件干预(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意见，案件干预(反对)者与支持者个人情况不同，受试法官的态度也不一样，其中，考虑律师意见的占35%;官方人士占62%;知名人士占26%;法学专家占31%;广大群众占21%;被害人及其亲属占22%。

　　具体地说：第一，受试法官对律师的辩护意见因律师的社会地位、辩护理由不同而持不同态度，其中，选择律师的社会影响大，就会考虑的占22%;律师社会影响小，就不会考虑的占34%;律师的辩护理由使我信服，就考虑的占87%;律师的辩护理由使我信服，也不考虑的占8%。第二，受试法官对证人证言的态度因证人的社会地位、相貌、语言表达等不同而持不同态度，其中，认为证人社会地位高，证言越可信的占31%;证人长得善良，证言越可信的占23%;证人语言表达好，证言越可信的占63%;只看证人的证言逻辑性，而不考虑证人的个人情况的占57%。第三，法学专家的意见会对定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具体数据是：认为会考虑专家意见的占31%;不会考虑专家意见的占69%;专家理由使我信服，就考虑的占91%;专家理由使我信服，也不考虑的占9%。第四，知名人士(法学专家之外的知名人士)意见对定罪量刑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只有26%的受试法官选择会考虑权威人士意见。第五，近一半受试法官认为民愤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达43%。第六，超过六成受试法官选择在定罪量刑过程中会考虑领导批示，达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