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笔者认为，县土管局没有委托某村和林玉潮协助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林玉潮实际上在本案中没有协助政府部门从事行政管理的客观行为，被告人林玉潮不符合人大关于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的规定，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受贿罪的主体要件不符，不构成受贿罪。

    （三）徐志明的“耀龙实验农场”因为县土管局的工作失误而多领的造地补助费属于不当得利，应该返还。多拨付的78400元补助金属于土管局所有，并不属于某村，林玉潮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土管局只是在接到某村关于造地补助金的申请后，在签订造地协议前，前来某村对可开垦荒地的面积进行了测量，测得面积为400亩。开垦完成后，土管局只对开垦地进行了土质、土层深度、灌溉能力等质量验收，对开垦地的数量是否就是原先测得的400亩并没有进行重新测量核实。由于土管局的工作失误，致使多拨付了196亩的补助金（400亩-实际开发的204亩=196亩）78400元。由于开垦面积是土管局自己测量的，案件中没有林玉潮、徐志明虚报面积的事实，故这78400元不属于诈骗所得，是不当得利，应由徐志明返还给长兴县土管局（前提是土管局提出返还要求）。由于这多拨付的78400元补助金属于土管局所有，并不属于某村，且林玉潮虽然明知造地补助款中有多算的部分，但其也并没有由其侵吞多出部分补助款的故意和行为，因此，被告人林玉潮不构成职务侵占罪。那种认为林玉潮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四）被告人林玉潮担任某村党支部书记，在1995年9月2000年6月间兼任某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根据“评析（二）”中的相关分析可知，开发村里的荒地属于村集体事务。被告人林玉潮以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身份与县土管局签订造地合同，村里也与承包荒地开发者签订了承包开发协议，这说明发包荒地进行农业开发是村集体的一项经济活动。村经济合作社是依法进行过工商登记的，在司法实践中，可视为企业。林玉潮将村集体的荒地承包给徐志明（出面签订协议的是陆林虎）进行开发，协助承包者申请到了造地补助款，既利用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便利，也同时利用了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职务便利。被告人林玉潮利用担任某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职务便利，为承包者谋取利益， 收取承包者五万元的财物，其行为构成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企业人员受贿罪。